听家史识先烈

    我的祖父马骏，在1928年2月15日就英勇牺牲了。他牺牲的时候，我伯父8岁，我父亲6岁，我姑姑3岁多。我很小就知道祖父是个烈士，但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还不怎么清楚。我们这些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孩子们，对祖父的了解，很重要的一个途径就是听长辈们给我们讲家史。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我们的祖母，因为关于祖父的信息都是她讲给我们听的。父辈们那一代、我们这一代、我们的下一代，一代一代都是这么教育成长起来的。《北京青年报》采访我妹妹时，她说：“我们的下一代，不能只知道2月14日是情人节，不知道2月15日是马骏烈士的牺牲纪念日。马骏的家人们是不能也不会忘记马骏的牺牲纪念日的，更不能忘记北京朝阳区日坛公园的马骏烈士墓和他的铜像，还有马骏纪念室（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的清明节、2月15日，无论是在北京的我们，还是远在全国各地的马骏的亲属，都会去他的墓地献花或以别的方式纪念他。”

    在祖母和父辈们的教育下，我们对祖父逐步有了更加清晰的了解。他不仅是一名回族的早期共产党员，一位革命先驱，更是中华民族千千万万革命英烈中的一员。因此，我们始终不仅仅把马骏看成是我们家值得尊敬、怀念的英雄，他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和自豪。虽然他已经牺牲很久了，但是我们不会也不能忘记他！每当我们去祖父墓地的时候，都能碰到许多去扫墓和瞻仰他的人，有学生、工人、解放军和机关干部及群众，甚至还有不少外国友人。2011年清明节，去给祖父扫墓的时候，我弟弟妹妹遇到了20多名中国传媒大学的学生。他们说：“我们知道日坛公园有一座烈士墓，但对马骏的历史了解不多。通过参观纪念室的展览，我们知道了，原来马骏是一位跟周恩来总理、邓颖超同志一样的老一辈革命先驱！他的事迹非常感人……”当得知我们是马骏的后人时，他们非常激动，他们觉得能够见到马骏的亲人，非常荣幸。所以，不仅仅是马骏的后人不会忘记马骏，党、国家和人民也没有忘记马骏。2011年迎接党的90岁生日时，各地开展了许多纪念活动，各大新闻媒体也很隆重地报道90年来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这些活动中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集中介绍了一些我们党的历史上的英模、先烈以及他们的感人事迹，其中就包括马骏。

    早熟的怪孩子

    1895年9月12日，祖父出生在吉林省宁安县（现黑龙江省宁安市）一个开明富裕的回族家庭。1903年进入私塾读书，1906年转入清真学堂，1912年考入吉林省立一中。由于看到当时旧中国政府极其软弱腐败，对外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对内残酷剥削镇压百姓，他内心不断涌起砸烂旧制度、拯救中华的想法。在学堂，他常常向老师提出一些怪问题，“为什么中国总被别的国家侵略？”“为什么穷苦人老受欺负？”等等，经常让老师无言以对。他在作文中立志：将来有一天长大了，我一定要救中国！由于祖父经常向老师和长辈们提出一些立志报国问题，被大家称为早熟的“怪孩子”。

    祖父很有正义感，他从小就见不得穷人受气。奶奶给我们讲过爷爷小时候的一个故事。当时的宁安贫穷落后，老百姓喝水都要跑到牡丹江去挑，有的人就靠卖水为生。一天，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祖父看见一个挑夫挑着一担水正吃力地往城里走，准备把水卖了。谁知半道上碰到了当地知县的儿子。这个衙内平日蛮横霸道，经常欺负老百姓。他看见挑夫挑着水过来，故意拣了个土块扔到人家水桶里，还哈哈大笑。挑夫知道这个人惹不起，只能无奈地蹲在路边默默地哭。祖父看不过去了，就过去质问这个衙内：“人家卖水不容易，你凭什么往人家桶里扔土块，这让人家怎么生活？” 让他给挑夫道歉。这衙内不但不道歉，还蛮横地说：“你管得着吗，你知道我是谁吗？老子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谁也管不着！”见他如此不讲理，嘴里还不干不净，祖父就把他给打了一顿。旁边的爪牙嚣张地说：“你胆子不小，敢打县太爷的公子！”并过来帮衙内的忙。祖父气愤地说：“人人平等，谁也不能仗势欺人，你县太爷的儿子也不能不让别人生活。”县衙役到我们家里来找我太爷爷告状，说祖父在外打架，让他好好管教儿子。开始我太爷爷还以为我祖父在外面惹事生非，但了解了实情后却表扬了他，说他为穷人伸张正义做得对。

    思想启蒙

    祖父的思想启蒙，最早源于他的父亲。因为我太爷长期和俄罗斯做买卖，那时候俄国革命还没有成功，他从俄罗斯带回了货物，也带回来不少进步书籍。他看到了俄国社会的发展变化，每次回来都把所见所闻讲给孩子们听，把书给孩子们读。祖父的俄文很好，他从小就接触到这些进步书籍，又听了太爷的介绍，对俄国社会和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有了初步印象。后来，他开始去私塾上学，然后又上清真两级学堂。清真两级学堂是我太爷办的学校。太爷是山东人，从济南闯关东到了东北。他看到很多回族孩子上不起学，就办了清真两级学堂。太爷非常喜欢我祖父马骏，他认为我祖父将来会有出息，支持他去上大学，学知识，救中国。祖父的弟弟马骅后来也被太爷送到燕京大学。燕京大学当时也是非常进步的学校。为什么他们都上这种学校？就是为了追求自由、学到真知识，寻找救国的道路。所以祖父受我太爷的影响很大。

    我祖父革命思想的启蒙也深受俄国十月革命和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影响。五四时期，李大钊、陈独秀先生宣传新文化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祖父、周恩来、邓颖超、刘清扬他们那一代热血青年深受影响。在五四运动中，他们创立了马克思主义进步团体觉悟社，编辑《觉悟》周刊，进行爱国斗争。1920年8月16日，觉悟社在陶然亭邀请少年中国学会、曙光社、人道社和青年工读互助团座谈，请大钊先生演讲，促进五团体联合，积极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实践。所以说大钊先生对他们的影响很大。

    在南开，他们还受到张柏苓、张彭春这些欧美留学归来的老师和同学们的先进教育思想和理念的影响。

    《南开同学录》记载祖父：“君性慷慨磊落，口才便捷，曾两任本校演说会、学生讨论会及自治励学会会长，又任义塾服务团总董及教务长”。祖父不仅性格活泼，学习成绩好，而且多才多艺。在学校的时候，他对文体活动和乐器有着浓厚的兴趣。他还参加了一些文艺团体，组织一些演出。他写过诗歌和剧本，还参加篮球比赛。那时候篮球叫作筐球，在《南开同学录》里还有他们获奖的照片。他热爱生活，是一个非常爱国的热血青年。1916年南开学校《校风》第41期杂志上发表了他写的《如何人格可谓有价值》的文章，很有深度、很有思想。

    当时能上得起大学的学生，家境一般都比较殷实。当时的南开是私立学校，能够进去读书的孩子家庭都不会很穷。但是，家庭条件的优越并不意味着他在选择自己未来道路的时候，就可以养尊处优。实际上，当时他已经看到这个社会的腐败和黑暗。他并没有因为自己生活优越，就安于享受。所以，他选择了走一条正确的道路，一步一步地从一个热血青年，成长为一个革命者，经过了一个循序渐进的成长过程。他参与发起、组织觉悟社，在众多学生中脱颖而出。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时候，他能言善辩，是一个辩论家和演讲家。记得有一年我弟弟、妹妹到北京医院看望伍修权同志（与祖父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同学，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他回忆说：“当时马骏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很出色，非常有演讲才干，还写了很多诗，有些诗很有深意。”

    和周恩来成为挚友

    我祖父和周恩来，当时都是好学上进、品学兼优的学生。他俩性格略有不同，周恩来比较沉稳、含蓄、内敛，我祖父热情、外向、开朗。周恩来同志生前曾经跟不少人讲：“马骏是什么人，他是天津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是我的领导，马骏的口才好，比我能煽动。”

    据《南开校志》记载，周恩来是1913年考入南开的，我祖父是1915年考入南开的，两人同校不同班。他俩因一场演讲而结缘。1916年南开的一次演讲比赛，他俩同台演讲，马骏获得第二名，周恩来获得第五名。因为两个人的演讲观点相近，志趣相投，所以一见如故，从此结为挚友。他们在学校品学兼优，还各自组织学生社团。周恩来组织了敬业乐群会，我祖父组织了自治励学会。当时南开大学校长张柏苓的弟弟张彭春也在南开教书，他很活跃，经常组织学生演出一些反封建的新剧。话剧当时也叫新戏或者西洋戏，祖父和周恩来也常参加演出。他们曾经同台演出过一出话剧叫《新村正》，是一部反封建的话剧，祖父在剧中扮演一个村夫。当时男女不同校，缺少女演员。因周恩来眉清目秀，大家就推荐他扮演一个村姑。此后，在好几出剧中，周恩来都是反串女角，一时成为美谈。

    血溅商会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以后，天津很快响应，成立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推选谌志笃为会长，副会长兼执行会长就是我祖父马骏。学生联合会创办了《天津学生联合会会报》，主编是周恩来。

    他们这些进步学生非常活跃，在社团里一起学习知识，探讨救国道理，积极开展各种活动，上街宣传、演讲，投入到声援北京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当中。6月10日，天津学生界开始发起抵制日货、反对“二十一条”，声援北京学生运动的斗争。同时，他们还宣传鼓动天津商界成立了天津各界爱国救国会，发动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学生们组织了纠察队，维护天津的社会秩序，支持商人罢市。6月11日，有人反映，个别商人煽动商会复市。祖父听说以后马上带着学联的几个学生干部，赶到天津总商会，正好碰到商会在议事。祖父质问：“现在正是斗争的关键时候，为什么要复市？”学生们义正言辞，要求商会继续罢市，坚持斗争。当时，有一个董事挑衅地问祖父：“你是哪里人？在天津有没有财产？你知道我们罢市一天的损失有多大吗？”祖父非常生气，激动地说：“鄙人是吉林人，在天津无有财产，但有生命、有热血！请问性命与财产孰重？鄙人虽无财产牺牲，然尚有生命和热血，可流于诸君面前。”说着他就向商会议事厅旁边的立柱上撞去，幸好被正在他身边的商会文牍长夏琴西一把抱住。但他的头已经撞到柱子上了，流了很多的血，昏了过去。他的这一举动震惊了在场的董事，大家都感慨地说：“学生们是真心爱国的，命都不要了。”这件事当时影响非常大，天津《益世报》很快就刊登了学生爱国、血溅商会的消息。祖父大义凛然、以身请命，教育和感动了商家，促使那次罢市斗争赢得了最后胜利，也有力地推动了天津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

    勇闯英租界

    1919年的6月16日，在北京、天津学联的推动下，在上海召开了全国学生联合会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华全国学联总会。当时我祖父和刘清扬（周恩来入党介绍人、全国妇联副主席、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同志作为天津学生代表参加了全国学联的筹备会议。会上，选举出了全国学联执委会，马骏和刘清扬当选为驻沪学联理事。全国学联成立以后，一次会议临时动议，要组织爱国示威大游行，祖父被推选为游行总指挥。祖父推辞不掉，担起责任，约法三章，规定了纪律，统一了口号，率队浩浩荡荡上了街。在游行的路上，不少工人和市民群众也自动加入到队伍中来，霎时队伍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在祖父的带领下，这支队伍高呼着口号，顺着英租界直接冲了过去。当时执勤的印度巡捕（上海人叫他们红头阿三）非常震惊，也不敢阻拦。这次游行打破了中国人不能进入租界的禁令，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当年的《申报》大字号外刊登了消息，大长中国人的志气。

    获誉“马天安”

    在反对“二十一条”斗争中，山东发生了一起血案。为了镇压群众的爱国运动，督军马良（回族）取缔了山东的回教救国后援会等爱国团体，杀害了该会会长、爱国阿訇(回族穆斯林对主持清真寺宗教事务人员的称呼)马云亭，抓捕了大批爱国学生，制造了震惊全国的“济南惨案”。当时，山东戒严，一片恐怖。山东的学生就四处串联，有的到了天津。我祖父、刘清扬和郭隆真（觉悟社骨干、回族早期共产党员）在天津一个清真寺召集回族群众集会，控诉马良的暴行，宣传声援山东的爱国斗争，要求政府严惩马良。他们说：“马良讲天下回族是一家，这是不对的，马良就是回回民族的败类！”会上，祖父他们把马良送给清真寺的“真主独一”的一块匾给砸碎了,他们愤怒地说“马良是我们回族的耻辱，是一个欺压群众的封建军阀”。

    济南惨案发生以后，天津、北京、山东等地的学生纷纷向北洋政府请愿。据史料记载，当时天津派出25名学生到北京请愿，没想到被北洋政府全部逮捕、关押了起来。1919年8月26日，为了营救被捕代表，祖父率三四千学生到北京进行声援。出发前，祖父痛心疾首地说：“我们这次请愿，是为了营救被捕的代表，惩办卖国贼马良。我们要抱定牺牲的决心，要与被捕代表同生死、共患难，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当时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山西等地的几千名学生聚集在北京。他们到长安街、天安门、新华门等处沿街演讲、示威游行，要求释放被捕学生，惩办马良。时任警察总监的吴炳湘派几千军警包围学生，进行镇压。学生们表现出大无畏的气概，不断冲破包围圈，高呼口号，继续演讲。为了坚持斗争，他们在天安门和午门之间设立了指挥部，叫天安村，祖父被推选为总指挥。在那里，学生坚持斗争了三天三夜。北洋政府恼羞成怒，他们侦查到，带领学生示威请愿的学生领袖是马骏，就派一批军警、宪兵冲进天安村，拿着棍棒、皮鞭暴打学生，抓捕马骏等学生领袖。霎时间，好多学生被打得头破血流。看到这种情形，祖父按捺不住他的愤怒，冲出来说：“你们要抓谁？不许打人！”。当知道军警要抓的是马骏时，他挺身而出说：“我就是马骏”。这时一下子上来十几个军警，把他扑倒在地。被捕后，敌人把他押在金水桥下（据说金水桥当时没有水），要求他解散学生，否则就地正法。我祖父坚决地说：“学生爱国无罪，政府必须严惩马良，解除山东的戒严令，否则，宁可掉脑袋，也不会解散学生队伍。”这时候，学生们也涌上来营救祖父。见此情景，军警们将马骏迅速转移关押，同时还逮捕了其他几个学生领袖。

    这件事爆发以后，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抗议书和声援电纷纷发来，要求立即释放被捕的学生。一周以后，迫于压力，临时执政徐世昌只好将马骏和其他被逮捕学生释放。周恩来回忆，他当时在天津。听到释放学生代表的消息，他们专程从天津到北京来接马骏等人回津。回到天津后，学联还在天津火车站举行了一个欢迎仪式，请马骏演讲。据北洋政府档案记载：“马骏回津后尤为狂妄，他说：‘入狱前的马骏是家人的马骏，出狱后的马骏就是国人的马骏了。’”从他当时的这些话里，可以看出，虽然这时我们的党还没有成立，但是这批热血的爱国青年，已经把自己的生命、鲜血和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天安门脱险后，马骏的一些战友、同学都亲切称他为“马天安”，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也开始用“天安”来亲切地称呼他 。可以说，祖父是中国近代史上唯一被冠以“天安门”称谓的历史人物。为了表彰他在天安门和五四爱国斗争中的突出贡献，周恩来和留日同学会又赠送给祖父一枚精致的金质纪念章，上面写的是：“义泉奋斗纪念”（义泉是我祖父的字）。

    创建觉悟社

    随着反帝爱国斗争的开展和深入，马骏、周恩来、邓颖超、刘清扬等都感到必须要成立一个比较严密的组织来领导学生运动。于是，他们就发动20多位同学组织了马克思主义进步团体觉悟社。

    1919年的9月16日，觉悟社成立。觉悟社本着“革心、革新”的精神，以“自觉、自决”为宗旨，来探讨世界新思潮，有力地领导了天津学生爱国运动。邓颖超同志回忆说：他们当时很激进。一方面是他们有这个思想，另一方面他们成立的这个组织，比学生联合会更加严密。他们不用自己的姓名，采取抓阄的办法决定各自的代号。当时邓颖超同志抓了个1号，她就用1作为代号，谐音叫逸豪；周恩来同志抓了个5号，谐音叫伍豪；我祖父马骏抓了个29号，谐音念久。觉悟社还办了《觉悟》周刊，马骏和周恩来他们都在《觉悟》周刊上发表了一些诗作和进步文章。一方面探讨宣传民主、科学的新思想，同时也请大钊先生到天津向学生们宣传马克思主义。“觉悟社”成立一周年时，还在北京的陶然亭召开了一次座谈会。他们请李大钊先生到会演讲，传播马克思主义，推动了五个学生团体联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培养了骨干。

    铁窗里的学习与斗争

    随着爱国运动的深入，北洋政府更加疯狂地镇压全国各地的爱国运动。直隶总督曹锐在天津向爱国团体开刀。1920年初，他下令查封了天津学生联合会、天津总商会和天津各界爱国会。同时逮捕了马骏、周恩来、马千里（南开校长张伯龄的妹夫、进步教师）等26位各界爱国团体的领袖。被捕后，他们在狱中继续学习，锻炼身体，坚持斗争，要求进行公开审判。听说祖父被捕，我太爷从老家赶来营救他。到天津后，天津警视厅厅长杨以德对我太爷讲：“你赶快把你儿子带回去，就是他领着学生在这儿闹事，让他回去跟你学着经商，做买卖去”。太爷问“我能见一见他们吗”杨以德说：“你见见你儿子马骏就行了，干嘛他们都要见”。太爷说：“要见，我都要见，不然，连马骏我也不见。因为，他们都是我儿子，都是我的干儿子。”为了让太爷做马骏的工作、瓦解学生们的斗志，杨以德请示曹锐同意后，允许我太爷探监。借这个机会，我太爷给他们每个被捕的代表一人买了一盒点心。他在点心下面藏一些信件和字条，探监时送了进去，帮他们传递消息。因为祖父他们被捕以后，被隔离起来，不了解外面的情况。周恩来回忆，自从我太爷探视以后，他们才了知道了不少外面的情况。从此，他们内外相互配合，共同进行斗争。太爷的义举，感动了大家。多年后，周恩来对此事仍记忆犹新,他亲切地称我太爷为“开明的老爷子”，并向我祖母要去了太爷的照片作纪念。

    敌人的拘禁，并没有消磨他们的斗志，他们进行绝食，要求改善待遇，继续坚持斗争。在拘押期间，他们听说觉悟社社友李愚如要去法国留学，祖父写了一首送别诗《送李愚如赴法》。据周恩来回忆，当时祖父生病发烧，浑身发抖拿不住笔。周恩来说：“你说，我来写吧。”就这样，祖父说，周恩来抄写，共同完成了这首诗的创作。诗中写道：“你见过我，我见过你，但是没有交过一句话。你，我朋友的恋爱者！我，你恋爱者的朋友。再见面的时候，自然吾们也变成了朋友。明天你就要走了！我没有机会送你，你明天就走了！没机会来看我。你去法兰西，我在监狱里。他日，你带着自由回来，我拿着自由迎你。不然，你就要看着一个坟坑儿说：‘我把他给你带来了！你却为他而死了’…….”诗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顽强的斗志和为了救国不怕牺牲的决心。经过半年多的斗争，他们聘请了当时天津的大律师刘崇佑辩护，要求当局司法公正、公开审判。在各界舆论压力下，1920年7月，北洋政府被迫开庭，草草宣判。8月初，释放了全部被捕代表，他们的斗争取得了胜利。当时在狱中，周恩来坚持记日记，他的日记起名《警厅日录》。出狱后不久，他在去法国的船上，把这本日记进行整理，寄给了老师马千里审核。马千里看后改名为《警厅拘留记》，在报刊上发表了。我祖父写了一个剧本《出狱之后》。《警厅拘留记》和《出狱之后》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他们在狱中的情况，发表后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出狱后，祖父和周恩来被学校除名。他们暂时住在天津学生联合会，继续从事觉悟社的一些活动。经过炼狱的考验，他们思想更加成熟，在大钊先生的感召和指导下，觉悟社培养了一批早期的共产党员和爱国群众运动骨干。1920年，祖父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东北建党

    入党以后不久，祖父受中共北方组织派遣，回东北老家建党，周恩来去法国勤工俭学。从此，两位亲密的战友在不同的地区为了党的事业，为了共和国的今天，继续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1921年底，祖父先到哈尔滨东华中学（现哈尔滨二中）活动。东华中学是邓洁民先生仿照南开大学创办的一所学校，他在南开和马骏、周恩来是校友，在日本时与李大钊是同学。祖父到这所学校后，以老师身份做掩护住在校长室。祖父就利用这所学校作为秘密联络点，开展地下工作。同时，他在哈尔滨还发动和组织了由爱国青年韩铁生领导的救国唤醒团（党的外围组织），参与并领导了哈尔滨等地区的反帝爱国斗争。救国唤醒团在哈尔滨办了一个报纸《晨光报》，经常宣传一些进步思想，介绍俄国革命。

    1922年初，祖父在家乡发展了一批地下党员，成立了东北地区第一个党小组——宁安党小组。他带领党员和进步青年，奔走在哈尔滨、吉林、宁安、牡丹江、绥芬河、齐齐哈尔、白城、双城、长春、四平和海参崴等地，深入工厂、农村、学校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共产党的主张，组织领导了党在东北地区的地下斗争。

    1924年9月，祖父来到吉林毓文中学，在学校教英文和数学。当时这所学校被誉为“吉林的小南开”，学校也是私立的，是按照南开学校模式创办的。祖父以教学为掩护，积极开展地下工作，在师生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和苏联十月革命的经验，发展地下党员、团员。这所学校的老师，思想比较进步，这所学校还是朝鲜领导人金日成的母校（金日成1916年入校）。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楚图南、原政务院副总理郭沫若都曾在那里讲学，传播进步思想。

    1925年5月30日，上海爆发五卅惨案。惨案发生后，很快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各地纷纷举行各种示威和募捐活动。祖父在吉林发动组织成立了“沪案后援会”，组织了以党员、团员为骨干的东北地区的反帝爱国斗争。他们深入工厂、农村、集镇，深入发动群众，进行广泛募捐，声援上海的反帝斗争。这实际上是我们党领导的一次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这次行动，震动了奉系军阀张作霖，引起了反动政府极大的恐慌。张作霖当时就给吉林督军张作相发电报：“本帅三千皮鞘，两千健儿，制关内则不足，打吉林则有余。不知马（马骏）、李（李毅）、韩（韩幽桐）、傅（傅哲）、张(张乃仁）、何（何蔼仁）何许人也？急速将首级解奉。”要求立即逮捕这些学生领袖，并就地正法。当时的吉林形势非常危险，我太爷也积极给祖父找秘密联络点，帮他转移。在去海参崴的路上，太爷爷被土匪绑票（实际上是政治土匪）。他们要求我们家立马交出马骏，否则就将太爷撕票。祖父是孝子，他要冲出去营救。家里人坚决不让他去，大家都说：“敌人抓的就是你。你如果出去，你和老爷子谁都保不了命！”这期间，绑匪还给我家送来了一只人耳朵和一只鞋。鞋是太爷的，耳朵不是他的，不知道他们害的是什么人。待我们找到太爷的时候，他已经遇害。

    留学莫斯科

    1925年秋，祖父和他弟弟马骅（中共党员）受中共北方区委派遣，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们先到上海集中（一行约40多人），从上海坐船到大连，再经哈尔滨到海参崴，从海参崴坐火车，历时一个多月到莫斯科。他和王稼祥、乌兰夫、伍修权、杨尚昆、王若飞以及王若飞夫人李淑芝都是同期同学。还有蒋经国、陈绍禹（王明）等人。王明去得比较晚，但也是同期。在这里，祖父系统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及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深入思考了中国革命和民族问题，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类活动，政治理论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

   1926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会改选。当时学生会也叫学生公社，祖父当选为学生公社书记，陈绍禹当选为学生公社主席。祖父牺牲以后，王明写了一篇《回族烈士马骏》的文章，1942年于延安发表在干部文化课本里。文章中，他回忆了和我祖父相识以及祖父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一些情况。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段是：一次他俩晚饭后，在俯首山散步。王明问马骏：“马骏你是共产党员，你这个共产党员怎么不吃猪肉啊？你是不是信仰的伊斯兰教？”他说没想到这一句话，引起了马骏侃侃四十分钟的长谈。祖父跟他讲：“我是共产党员，从入党那一刻起，我就宣誓信仰马克思主义，要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但是，我们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民族之间的团结非常重要。不吃猪肉，是我们回回民族的生活习俗，不是什么宗教信仰。如果我吃了猪肉，我的回族同胞会有看法，会反感。认为我不尊重他们，不尊重自己本民族的生活习惯。我就无法做群众工作，无法向回族同胞宣传我们党的主张。我认为，我们共产党人应当尊重各民族的生活习俗，我们应做各民族团结的调解人。”听了祖父这一番话，王明非常认同，他认为：马骏的这个观点，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民族观。

    临危受命，重建北京市委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张作霖在北京也举起了屠刀。4月28日，李大钊等20位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在北京被张作霖绞杀，北方地下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全国各地白色恐怖盛行，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受严重损失。党中央从国外调派大批干部回国，祖父被派往北京，任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受命恢复北京地下党的组织。与祖父一同回国的有20多人，其中有邓希贤（邓小平）等。祖父到武汉中央局报到，想见一下老同学、老战友周恩来。遗憾的是周恩来外出了，他只见到了邓颖超。邓颖超听说我祖父被派到北京，做地下工作。她就劝祖父说：“你是不是跟组织上要求一下，不要去北京。因为五四时期你在京津搞学运很出名，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大闹天安门的‘马天安’。”祖父当时非常坚决，他说：“我知道北京的情况，李大钊先生已经牺牲了，但这是党的任务。个人生命重要，还是党的事业重要？宁可牺牲自己，也要坚决完成这个任务。”报到以后，他很快就来到北京。据说，当时敌人在北京设了很多关卡，来搜查北方区委及共产党员。听说中共派了当年大闹天安门的马骏回来，就在各个路口和北京的一些大专院校搜查、抓捕。因为我祖父是个大胡子，常被同学们称为“美髯公”。为此，错抓了不少长着全脸胡的人。我祖父化妆以后，拿了一串佛珠作为信物接上了组织关系，很快就潜伏进了北京贫民区。他住在宣武区，那里回民聚集，贫苦群众多，他就在这一带开始开展地下活动。

    在北京地下组织恢复过程中，北京市委学运委员许锡仁被捕叛变。有一次召开会议时，敌人冲了进来，逮捕了在场人员，北京市委组织又一次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当时我祖父化名张子良，他的通讯员化名张子善。由于是单线联系，有一部分党员的身份没有暴露。因许锡仁知道马骏是北京市负责人，祖父和他的通讯员的身份暴露了。在敌人的侦缉队，祖父说：“这些都是我的学生，知道我从苏联回来，他们是来找我补习功课的。”这样，敌人查不到他们是共产党员的证据，一部分人就被取保释放了。祖父承担起责任，掩护了不少秘密党员、战友。在狱中，敌人软硬兼施、严刑拷打。祖父始终大义凌然、坚贞不屈。

    坚贞不屈，拒不脱党

    由于从事地下工作的原因，祖父、祖母一直有个约定：祖父外出去哪儿，干什么事，祖母都不过问，只在经济上支持他。如要通信，就用暗语。所以，祖父何时回国，在什么地方，家里都不知道。只是收到给三个孩子的两个亚麻俄制围嘴，还有一双小皮鞋。家里一看，这是俄罗斯的东西，便知道他回国了。但是祖父在哪儿？不知道。不久老家清真寺传来了消息，说马骏在北京被捕了。家里赶快筹钱，让祖母带着祖父的一个弟弟和我姑姑来北京营救祖父。因为祖父1925年去苏联中山大学的时候，奶奶刚怀上姑姑，考虑了祖父没见过姑姑，祖母就带着姑姑来探监。到北京后，祖母就住在东城的一个小旅馆。她说当时北京很乱，每天都能听见枪炮声。她找到祖父关押的地方，要求探监。经过交涉，一共见了我祖父两次。她说，探监时，看到我祖父虽然受了很重的伤，但是他情绪仍很乐观。

    开始接见的时候是普通会见，就是隔着门见，祖父在里边，祖母在外边，中间隔着一个小窗户。祖父的弟弟将我姑姑举起来，让祖父看了看自己的小女儿。祖父告诉祖母，下次要求特殊会见（需要花钱）。第二次会见是特殊会见，可以在一间屋子里，周围虽有宪兵监视，但家人可以在一起了。祖父终于可以将小女儿紧紧搂在怀里，用他的胡子亲昵地扎小女儿的脸，疼爱地亲吻着女儿。就是这次探视，祖父再三嘱咐奶奶不允许花钱赎他，要好好教育孩子等等。这番话祖母曾反复给我们讲述。祖父说：“第一，不许找保人往外保我；第二，不许花钱买我出去。我做的是正义的事情，我在这里还要跟他们轱辘（斗争）。你相信，我做的事就是为了他们（指着我姑姑），为了他们的下一代今后过上好生活，你要把孩子们抚养大，把他们送到学校去（暗语：交给党）；为了孩子们的明天，为了中国的明天，我就是死了也是值得的！”他还告诉祖母说：“你等着吧，革命会有成功的那一天。”祖父还嘱咐祖母，说如果他牺牲了，让她把他监狱里盖的被子买出来，因为这床被子的被面，是他们结婚时老同学周恩来送的，祖父很珍惜它。这就是为什么祖母后来那么坚定地把祖父的东西藏在家乡的土坯夹墙里，她要等着红旗飘扬的那一天，等着革命成功的那一天，她坚信祖父的话是对的。

    英勇就义

    1928年2月14号夜晚，祖母住的旅馆来了一个看守，他对我祖母说：“你家这个人没指望了，他太刚强了。今天张大帅过堂，大帅说我这个人爱才，咱们都是东北老乡，你给我做教育总长吧。不然，写一纸声明脱离共产党也行。”马骏说：“好吧！”拿来纸和笔以后，他写了《告东北同胞书》，痛斥张作霖和日本人勾结出卖东北的资源，以及他们对共产党人、对东北老百姓的压榨等罪行。当时还写了“共产党员马骏之墓”的碑文。马骏说：“我过去共产党员，现在还是共产党员，将来永远都是共产党员！”表明了革命到底的决心。张大帅一看，恼羞成怒，判了他的死刑。看守最后说：“你们明天早上8点钟到天桥法场领尸首去吧。”听到这个消息，祖母万分悲痛，痛哭了一宿。对祖母来说，对她精神最大的摧残就是和自己丈夫的生离死别，眼瞅着自己的丈夫救不出去，她的悲愤绝望的心情可想而知。

    1928年2月15号清晨，北京寒风凛冽。据跟随刑车赴刑场的群众回忆：当天风很大，一辆黄包车上端坐着一位飘着一尺多胡须的青年。他上衣被剥，五花大绑，四周都是扛枪的警察和手持大刀的宪兵，杀气腾腾，十分瘆人。那青年一路上不停地宣传共产党的主张，高呼“各族人民联合起来！打倒旧军阀！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

    痛哭了一夜的祖母，第二天一早就向天桥赶去。待她到刑场的时候，祖父已经牺牲倒在地上。祖母一下就昏过去了，姑姑也被摔在地上。祖父牺牲后，刑场周围有不少宪兵和便衣特务在监视，面对这样一个共产党要犯，很多人都不敢靠近。因我们是回族，朝阳南下坡的一些穷苦市民和阿訇就帮忙，在清真寺按回族习俗清洗了祖父的遗体，把他安葬在朝阳门外回族义地（现日坛公园西北角）。

抚养遗孤

    安葬了祖父，祖母他们就回东北老家了。从此隐姓埋名，含辛茹苦地抚养着他们的三个孩子。

    我的祖父祖母是街坊，从小一起长大，可以说是青梅竹马，感情很深。祖母虽然没上过学，但她是祖父的贤内助，是一个非常智慧、刚烈的女性。她不但含辛茹苦地抚养这三个孩子，还义无反顾地全力支持祖父的革命活动，她不顾自己生命的危险，掩护着祖父和他的战友们。祖父牺牲的时候33岁，那时候祖母也很年轻，她没有改嫁，靠给人家洗衣服做针线活将三个孩子抚养成人。她还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就是花钱到监狱里把当时祖父用过的被子、脸盆、刮脸刀等东西买出来，然后把这些东西放在土坯墙里面藏起来。她坚信革命有成功的一天，她要等着那天的到来。解放以后，她把这些文物都捐献给了中国革命博物馆（今国家博物馆）。

    这就是我的祖母，一个坚强的女性。她不仅把祖父的故事讲给我们听，要我们一代一代地延续，还给我们讲了许多其他革命英烈的故事。她用她的行动，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去继承先烈遗志。祖母不认识字，但是她给我们讲起这些事情的时候，就像是一个知识女性，很了不起！

    战友情深

    周恩来得知祖父牺牲的消息后，非常悲痛。他决心寻找烈士遗孤，把他们抚养成人。据周恩来回忆，祖父牺牲后，他一直在寻找我们一家。1928年6月他前往莫斯科参加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途中，还专程到东北去寻找马骏的遗孤。他当时就想把马骏的孩子们带到苏联去，送到苏联莫斯科国际儿童院去培养。当时东北白色恐怖很严重，他的时间也非常紧迫，而我们一家已隐姓埋名，很遗憾他没有找到。

    党组织没有忘记牺牲的烈士们，1945年党的七大上确认了马骏等大革命时期牺牲的一批同志为革命烈士。解放后，我们一家终于敢公开真名实姓并和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在周总理等同志的亲切关怀下，1951年2月，中央民委和北京市修建了马骏烈士墓并举行了公祭仪式，时任政务院副总理的郭沫若同志题写了墓志铭和碑文。至此，烈士的英灵得到了安息。

    周总理、邓颖超等战友始终没有忘记马骏。百忙中，他们抽空去给烈士扫墓，并一直与我们一家保持着联系。1958年2月15日，马骏牺牲30周年时，周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召集祖父当年的老战友与祖母等亲属共同追忆他们当年的战斗历程，缅怀先烈。周总理满怀深情的说：“天安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今天，我们享受了……”他与邓颖超同志亲自安排了家宴，招待我祖母一行，并合影留念。“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总理拖着重病的身体，在繁重的工作压力和严峻复杂的形势下，指定专人和我们保持密切联系，尽全力爱护、关照着我们全家。我记得一次去西花厅见邓奶奶时，她说:“你爷爷、我们过去不容易，你奶奶是一个伟大的女性，她过去支持你爷爷闹革命，我们都知道的。她很多的金银首饰,都让你爷爷出去闹革命用掉或者是丢掉了。她在家里头带着他的孩子，抚养他的孩子，让你爷爷在外面闹革命，她冒着生命危险去营救他。她千辛万苦抚养三个孩子长大成人，她是伟大的母亲！她为革命做出了贡献，非常不简单。你们一定要孝敬你们的奶奶……”每次去西花厅，周总理和邓奶奶都要嘱咐我们许多。多年的交往，我们深切感受到周总理和邓奶奶他们老一辈，一方面严以律已，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一方面他们对老战友，对烈士的亲属是无微不至的关心爱护。

    缅怀先烈

    1988年2月15日，是祖父牺牲60周年纪念。在1987年秋，北京市拨出专款，重修马骏墓。这时候，祖父的老战友只有邓颖超还健在。她非常关心这件事，抱病亲自审定了马骏墓的重修方案并亲自题写了墓志铭，了了她多年的心愿，尽了老战友的一份真情。现在马骏墓墓体是汉白玉的，这也是邓颖超同志的意见。她说：“墓地的树木非常多，用汉白玉有两个意思，一是视觉上有反差，比较醒目；其次，汉白玉可以体现烈士品格的高洁。”马骏诞辰100周年时，北京市在墓前塑建了马骏烈士铜像。在他牺牲70周年的时候，又在墓北边建了一座马骏纪念室。这样，形成了三位一体的马骏烈士纪念地，并被列为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千千万万的革命先烈，为了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好，抛头颅洒热血，为了我们的民族，为了共和国，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正是因为有了千万万万个像马骏这样的革命先辈，才有了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他们的感人事迹，他们的牺牲精神，时时刻刻在鞭策着我们。